2021年10月15日晚上18:00,在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539会议室举办研究生“学术面对面”活动,在历时两个多小时的报告中,共有三位研究生呈现了五个题材新颖的学术研究题目,吸引了众多师生通过现场和云端的方式参与学习,并展开讨论。其中,2019级博士研究生赵弋徵同学作题为《新物质主义视角下的消费地理研究进展与反思》和《动物消费空间多重内涵与人-地-物关系建构——以上海市田子坊猫咖为例》的报告,2019级硕士研究生吴劲草同学作题为《商品链视角下K-pop偶像的消费政治研究》的报告,2019级博士研究生展亚荣同学作题为《中国数字创意上市挂牌企业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和《中国户外音乐节空间分布变化与区位影响因素》的报告,何金廖研究员受邀进行现场评议。
赵弋徵同学在第一个汇报中从新物质主义的视角审视消费地理的研究进展。新物质主义是对消费地理研究中呼吁“重返物质”的补充和超越,为解决消费地理中的主体性和社会性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入点。首先,她简要地介绍了行动者网络理论、拼装体理论、超越人类理论和非表征理论等新物质主义的相关理论基础,发现新物质主义强调物质的能动性、动态性及其对消费网络的影响能力,受此影响,消费地理研究对空间性、社会性、主体性和物质性的认识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然后,从去人类中心视角梳理了消费地理3个方面的研究议题,包括具身消费实践与消费主体性、消费空间与情感、活态商品与人—地—物关系的建构。最后,基于中国语境对消费地理研究进行了反思与展望。
第二个汇报紧承前面的理论铺垫,探讨了中国城市新兴消费场所猫咖啡的多重含义,批判性地揭示了在这些场所中人与动物的邂逅与关系。赵弋徵同学采用参与者观察和半结构化访谈的方法走访田子坊商圈的猫咖进行实地调研,并在消费地理学以及动物地理学的理论基础上对猫咖的多重内涵、人-动物关系的建构进行解读。她认为当代中国的猫咖啡不仅是一个以动物为主题的消费空间,更是一个充满人类意志和欲望的休闲和社交功能的第三空间。在猫咖中,猫的身份模糊地摇摆于宠物、非人类劳动者和活跃商品之间。动物有自己的能动性并积极参与人类的消费行为,但仍然受制于人类的支配地位。虽然在去人类中心和新物质主义思潮中,超越人类的思想不断涌现,但自然与文化的二元对立仍然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此外,她还指出地下宠物养殖基地等相关产业链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何金廖老师肯定了赵弋徵同学选题的学术意义和理论深度,对于虚拟空间、精神空间等非实体空间的探索,对于人与动物的关系,权力关系的争夺等关系视角的思考很有价值,在当前文化转向成果比较匮乏的情况下,该研究非常具有引领性,为什么在中国或者亚洲地区产生猫咖啡馆这样的消费空间的问题值得进行一系列探究。何老师提出,类似的新时代产生的新的消费现象背后都有着社会的逻辑内涵,进一步的研究要从大的现实背景入手,比如宠物经济、粉丝经济这一类消费模式的转变,年轻人对于咖啡、奶茶的文化认可和身份建构等,猫咖的出现对应着的也是一种新消费模式下人们对商品需求的变化。
同时,何老师建议研究在立场方面不能模棱两可,对于这样的消费现象是否从动物保护主义的角度予以批判或在新经济机会的角度上表示支持,要在做理论概述之时就坚定自己的立场,选择合理的研究视角,进行系统化的研究框架搭建。何老师补充到作为生产者的商家也是研究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商家营造这种空间背后存在着怎样的内在逻辑和动力,这是作为研究者应该着力提炼清楚的问题。此外,消费者、动物和商家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文章的核心构成部分,建议从多元关系入手进一步丰富研究的内容。
吴劲草同学引入商品链视角,旨在探究连接生产与消费环节蕴含的社会关系和不同地理空间下商品价值意义的循环和变化。她的研究以K-pop偶像为例,通过文献分析法与文本分析法揭示了K-pop偶像结构性的不平等生产关系与劳资矛盾,而K-pop纪录片《BLACKPINK:Light Up the Sky》在限定阈值内对商品链的“部分暴露”、构建符号化的“日常性”掩盖与重构了这一生产实践,加深了消费者与偶像之间的情感联结,在消费节点构建了新自由主义话语下脱离于结构性生产关系的消费者的身份认同。
何金廖老师认为吴劲草同学的选题从商品链的视角来解释如何从工业化标准化的程序制造偶像的过程,总体上是有意思的话题,但对地理学研究来说,试图将其与空间性来对接还比较勉强。韩国偶像的培训是一种标准化流水线的生产模式,一种新的产业化的文化经济。这种潮流存在背后的社会动力是什么?偶像被赋予的人设成为虚拟的精神寄托,这样的社会需求为什么会存在?应该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度挖掘。何老师建议重新思考这个研究的视角,可以从韩国文化的全球化的视角,进行文化扩散的研究。其实在“韩流”全球化的影响下,中国早已开始学习韩国签约、培养和包装明星的方式,经过效仿韩国的专业包装,有的明星逐渐被商品化,成为迎合资本市场和粉丝群体而存在的“大众宠物”,这也是文化扩散的结果。韩国流水线式的明星培养方式,是否影响全球或亚洲的粉丝经济或者网红明星群体,它的影响范围变化,传播和扩散规律,各国对于韩国文化的本地化过程是怎样的,这样的分析可能更具有学科特色。
展亚荣同学基于中国数字创意上市企业、新三板挂牌企业数据,运用核密度估计、标准差椭圆、基尼系数、负二项回归模型等方法探究其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数字创意上市挂牌企业总体呈“东密西疏”的空间结构特征,集聚与扩张共存并以集聚为主,且始终保持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多核心空间集聚形态,空间分布高度不均衡且区域重心北向迁移显著。②数字创意上市挂牌企业空间分布具有行业异质性,其集聚区域、集聚强度因产业特性和所有制性质的不同而存在差异。③数字创意上市挂牌企业的空间分异受到集聚经济、基础设施、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因素中的文化活跃度与企业家创新精神、宏观经济环境因素中的全球连通性、金融集聚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具有明显的“高等级城市偏好”。企业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也因产业特性和所有制不同而存在差异。
何金廖老师认为该研究内容完整,逻辑清晰,有几点需要思考的地方:一是实际上创意产业的主体其实并不是上市公司,而是中小型创意企业。一些公司只是在规模上占有优势,它们并不是最具创意的公司,却可以通过市场控制和市场垄断收购中小型创意企业制作的产品。二是用传统的一些指标通过回归分析,对这其中的机理进行解释可能逻辑上没有问题,但程度不够深,如经济市场规模基本上是起起决定性作用,而其他的指标如舒适性指标在其中的作用就很微弱。
接着,展亚荣同学基于2007、2011、2015、2019年四个时间截面的中国户外音乐节数据,从全国层面刻画户外音乐节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演化态势,并构建条件logit模型探讨影响户外音乐节区位选择的因素。结果表明:①户外音乐节总体呈“东密西疏”的空间结构特征,与“胡焕庸线”高度一致,空间集聚形态由单核心向多核心演变,并逐步由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蔓延,其中长三角地区的集聚强度与集聚范围最大,成渝地区的户外音乐节增速最快。②户外音乐节重心移动路径可分为“2007-2011年南向迁移阶段”和“2011-2019年西南方向迁移阶段”,东-西方向的扩张趋势显著。③政府对文化事业支持度、文化包容性、市场规模和潜力、旅游吸引力对户外音乐节空间布局影响显著,其中市场潜力的影响力度最大,现阶段利润最大化仍是我国户外音乐节空间扩张的主要驱动力。
何金廖老师认为该研究的选题更加有趣,诸如户外音乐这种节日活动很少有研究涉及,因为户外音乐节活动和企业不同,具有自发性的特征,反映的是一个地方的音乐氛围,举办音乐节的理由是动态变化的。研究结论中指出户外音乐节活动具有向三四线城市扩散的趋势,这反映的是中国音乐文化的下沉式过程,一开始在大城市比较流行,而后中小城市也开始逐渐追求精神文化层面的东西,音乐节也流行起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理论上该研究还有更深一步的空间,最好能寻找到理论性的支撑,如果能验证一个理论或观点,就不再仅是现象的简单分析,这样才能更好的厘清空间现象存在的机理。
撰稿|于程媛 高玉洁
摄影|闻静
审核:何金廖